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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至三世纪中原疾疫与汉末文学的“www.041.net悼夭

来源:http://www.yamatoshokai.com 作者:www.041.net 时间:2019-11-15 22:40

汉代镜铭及汉印文字所见习用语“宜子孙”,反映社会意识对家族人口的普遍追求[1]。当时社会的“常宜子孙兮日番昌”[2]理想,使得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受到重视。宗法责任也要求对“生子”健康的关注[3]。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均可见“小儿医”进步的迹象[4]。但多种原因导致不同社会层面的未成年人夭亡,依然相当严重①。公元二至三世纪中原疾疫导致人口大量减少。以此为背景,汉赋可见以“伤夭”“悼夭”为主题的作品。曹植的“稚子”“哀辞”亦表现出深切的艺术感染力。汉碑亦有“夭没”儿童的石刻纪念。“年甫五岁”的早夭童子许阿瞿的墓志与游乐画面的结合,成为研究汉代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资料。以文化考察的视角分析相关现象,可以发现汉代社会对生命、对未来的看重,这体现出了积极的时代意义。上述文化迹象在中原地区表现最为突出,值得我们重视。

瘟疫加上兵灾,使得汉魏文士频歌慷慨。曹丕诗文处处可见对瘟疫的恐慌,对人生的悲慨。“我独孤茕,怀此百离”,“孤禽失群,悲鸣云间。月盈则冲,华不再繁”,“人亦有言。忧令人老。嗟我白发。生一何早”,“不悲身迁移,但惜岁月驰”,“中心孤立一何茕,四时舍我驱驰”,“岁月逝,忽若飞”,“伴旅单”,“惆怅窃自怜”,“乐极哀来摧肺肝,耿耿伏枕不能眠”。

一、汉末“疫病”

在《与吴质书》中,曹丕道:“昔年疾疫,亲故多罹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,痛何可言邪!”本以为“百年己分”,大家可以“长共相保”,孰料“数年之间,零落略尽”。

汉末政局动荡有诸多原因,“大疫”也是重要的社会灾难缘由。《三国志》卷一一《魏书·胡昭传》裴松之注:“时有隐者焦先,河东人也。”又引《魏略》曰:“先字孝然。中平末,白波贼起。时先年二十余,与同郡侯武阳相随。武阳年小,有母,先与相扶接,避白波,东客扬州取妇。建安初来西还,武阳诣大阳占户,先留陕界。至十六年,关中乱。先失家属,独窜于河渚间,食草饮水,无衣履。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,谓为亡士,欲遣船捕取。武阳语县:‘此狂痴人耳!’遂注其籍。给廪,日五升。后有疫病,人多死者,县常使埋藏,童儿竖子皆轻易之。”[5]363焦先流落于大阳县(今山西平陆),得以注籍给廪,建安年间大疫,“人多死者”,有研究者关注该史籍记录,以为:“这是汉末典型的流离故事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,焦先在建安十六年(211年)移居大阳之后,大阳县长给他的工作便是埋藏因‘疫病’而死的尸体。因此可知在建安十六年或其后数年之间,大阳地区必有疫病流行。”②

建安二十二,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中原,“七子”即有徐干、陈琳、刘祯、应玚等四人染疫病亡。士人尚且如此,普通百姓的零落可想而知。

正史明确记载影响地域更为广阔的“大疫”,有《后汉书》卷九《献帝纪》: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“是岁大疫”[6]389,《三国志》卷四七《吴书·吴主传》: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“是岁大疫”③[5]1145。据《三国志》卷一《魏书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载建安二十三年(218年)王令曰:“去冬天降疫疠,民有凋伤,军兴于外,垦田损少,吾甚忧之。其令吏民男女: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,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,及目无所见,手不能作,足不能行,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,廪食终身。幼者至十二止,贫穷不能自赡者,随口给贷。老耄须待养者,年九十已上,复不事,家一人。”[5]51建安二十二年“天降疫疠,民有凋伤”,已致使“垦田损少”,致使孤寡老弱及“幼者”面临生存危机。曹植《说疫气》记载的疫情更为严重:“建安二十二年,疠气流行。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。”[7]177

关于此次瘟疫,曹操、曹植都有论述。《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载曹操令曰:“去冬(建安二十二年冬)天降疾疠,民有凋伤。”曹植《说疫气》曰:“建安二十二年,疫气流行。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。”

数年间,一些文化名人的生命也走向终点。《三国志》卷二一《魏书·刘桢传》:“(阮)瑀以十七年卒。(徐)幹、(陈)琳、(应)玚、(刘)桢二十二年卒。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:‘昔年疾疫,亲故多离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。’”[5]602《三国志》卷二一《魏书·吴质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:“二十三年,太子又与吴质书曰:‘……昔年疾疫,亲故多离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,痛何可言邪!’”[5]608《文选》卷四二魏文帝《与吴质书》:“昔年疾疫,亲故多离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。痛可言邪!”题注:“《典略》曰:‘初徐幹、刘桢、应玚、阮瑀、陈琳、王粲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。二十二年,魏大疫,诸人多死,故太子与质书。’”[8]591《三国志》卷二一《魏书·王粲传》记载,王粲也在这一年去世[5]599。“至此,则建安文坛中曹氏父子之外最灿烂的七颗明星乃全告陨灭,而疾疫则扮演了致命杀手的角色。”[9]45

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曹丕被立为太子,此时戎马征战,立嗣风波都告一段落,疲乏的身心终于可以放松,正是酒酣丝竹,诗文酬唱之时,友人却一一离世。按:“七子”中孔融名望虽高,但实际上邺下文人活动参与极少,且言论屡犯曹操,早于建安十三年被曹操所杀。

二、王粲、曹丕的“伤夭”“悼夭”之作

阮瑀建安十七年病卒。王粲同徐、陈、应、刘俱亡于建安二十二年。故曹丕有“回头四向望,眼中无故人”之慨叹。 的确,面对“疾疠数起,士人凋落”的惨状,怎能不引发曹丕“余独何人,能全其寿”的思考。

“大疫”使社会经历了严峻考验。在“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”的灾难中,未成年人自然不可能幸免。因幼弱不具备抗击疾病的能力,相当多的儿童过早夭折。汉赋中的《伤夭赋》《悼夭赋》即是就此发表的哀伤感叹。

逢此天灾,练达如曹操者也不禁借《短歌》吐郁郁之怀,抒发人生短暂,犹如朝露的感慨。况曹丕本不似父亲磊落雄伟,难免滋生“人生如寄,多忧何为?今我不乐,岁月如驰”(曹丕善哉行)的情绪,也是人之常情。不独曹丕,感于汉魏大疫,曹植也有“中野何萧条,千里无人烟”,“天地无终极,人命若朝露”的叹惋。

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四引魏王粲《伤夭赋》,可将读者带到“昏夭而夙泯”的感伤中:

谙晓汉末瘟疫这重背景再读曹丕诗文,一切都变得眉清目朗了。《短歌行》中“其物如故,其人不存”传递的万物演化、物是人非的生命意识则绝非才子为文造情的夸张放大,而是一位“理性诗人”面对巨大灾难仍有节制的心声流露,正因如此,其诗总是散发着一种“以感取胜的独特魅力。

惟皇天之赋命,实浩荡而不均。或老终以长世,或昏夭而夙泯。物虽存而人亡,心惆怅而长慕。哀皇天之不惠,抱此哀而何愬。求魂神之形影,羌幽冥而弗迕。淹低徊以想像,心弥结而纡萦。昼忽忽其若昏,夜炯炯而至明。[10]600~601

汉末大疫不仅影响了曹丕的创作,也催化了曹丕于短暂人生亟待立言的认识。人生易灭,惟有立身扬名求长存,而德行难塑,事功难扬,惟有著书立说可以实现不朽。

“昏夭而夙泯”与“老终以长世”对应,言幼年折毁。“昏夭”又作“夭昏”。《左传·昭公十九年》:“寡君之二三臣,札瘥夭昏。”杜预注:“短折曰夭,未名曰昏。”孔颖达疏:“子生三月,父名之,未名之曰昏,谓未三月而死也。”[11]2087

故他在“四子”逝后不久即作《典论·论文》,篇末不吝文辞地论述撰著的必要与重要: 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,寄身于翰墨,见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。故西伯幽而演易,周旦显而制礼,不以隐约而弗务,不以康乐而加思。

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四又引魏文帝《悼夭赋》,同样是对“夭逝”儿童的深切“追悼”:

夫然,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,惧乎时之过已。而人多不强力;贫贱则慑于饥寒,富贵则流于逸乐,遂营目前之务,而遗千载之功。日月逝于上,体貌衰于下,忽然与万物迁化,斯志士之大痛也!融等已逝,唯干著论,成一家言。 关于对首句的理解,前贤侧重对前半句进行解读、发挥,即曹丕将写作和治国视为同等重要的大事。后半句应为曹丕深意所在,即写作与治国都是能成就不朽声名的大事,结合下文则更能说明作者对实现“不朽”的清醒认识与渴望心情。

族弟文仲,亡时年十一。母氏伤其夭逝,追悼无已。予以宗族之爱,乃作斯赋。气纡结以填胸,不知涕之纵横。时徘徊于旧处,睹灵衣之在床,感遗物之如故,痛尔身之独亡。愁端坐而无聊,心慼慼而不宁。步广厦而踟蹰,览萱草于中庭。悲风萧其夜起,秋气憯以厉情。仰瞻天而太息,闻别鸟之哀鸣。[10]599~600

既然反复申说生命无常,时光易逝,蕴蓄着浓重的客体意识,透露出深沉的哲学思考,尤其是“年寿尽”、“荣乐止”、“日月逝”、“体貌衰”等语句,时时提醒着作者天下将亡,人生易灭。其实,关于东汉覆亡,人们早已深信不疑。

www.041.net,《三国志》卷二〇《魏书·武文世王公传·邓哀王冲》写道:“邓哀王冲字仓舒。少聪察岐嶷,生五六岁,智意所及,有若成人之智。”“太祖数对群臣称述,有欲传后意。年十三,建安十三年疾病,太祖亲为请命。及亡,哀甚。”后来曹丕即皇帝位后,于黄初二年(221年)安排迁葬,并发表了言辞沉痛的策文。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载策曰:

汉人深受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”学说的影响,形成了以天道灾异省查政治的思维方式,如汉顺帝时瘟疫流行,史官认为是“上干天和,疫疠为灾”。桓帝时,淫疠大作,方士襄楷上书曰:“天垂异,地吐妖,人厉疫。”宦官专权,政刑暴滥,士人惨遭凌虐,儒生无以制衡君主,只好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揭示瘟疫乃“上天对党锢之祸的警示和惩罚”。天降灾异,疫情危迫,性命危悬,诗人对宇宙人生便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,对扬名青史也有了更为迫切的诉求。在有限的人生实现无限的功业,这一信念在战乱、瘟疫、天下将亡的多重挤压下迸发出来,加之曹丕“天资文藻,下笔成章”,于是著书立说顺理成章地成为他成就不朽的唯一途径。

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,皇帝曰:咨尔邓哀侯冲,昔皇天锺美于尔躬,俾聪哲之才,成于弱年。当永享显祚,克成厥终。如何不禄,早世夭昏!朕承天序,享有四海,并建亲亲,以藩王室,惟尔不逮斯荣,且葬礼未备。追悼之怀,怆然攸伤。今迁葬于高陵,使使持节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,追赐号曰邓公,祠以太牢。魂而有灵,休兹宠荣。呜呼哀哉!④

纵然时光流转,生命递变,文学的不朽荣光也绝不会有丝毫减损。尽管古人早已将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视为实现人生不朽的三件盛事,但强调著述的不朽意义,揄扬文章之重要,未有彰于曹丕者。

虽然曹冲曾经是曹丕权力竞争的有力对手,为曹操特别看重。曹操甚至多次公开表示“有欲传后意”,甚至就曹冲之死直接对曹丕说:“此我之不幸,而汝曹之幸也。”⑤但魏文帝曹丕策文所谓“追悼之怀,怆然攸伤”,所透露的情感是诚恳的,而文辞亦堪称朴实得体。由策文“今迁葬于高陵”,可知曹冲葬地应在河南安阳曹操高陵附近。

这是曹丕在历经战乱纷扰、瘟疫肆虐和储位之争后发出的忧时之嗟,是一个喜爱文学、有志于世的文人迸发的扬名心曲。其“立言”的不朽精神大大鼓舞了文士志气,促进了曹魏文学的极大繁荣。

据《三国志》卷二〇《魏书·武文世王公传》记载,“武皇帝二十五男”,其中“早薨”或情形类似者11例,占44%。显然比例相当高。“文皇帝九男”,其中“早薨”或情形类似者4例,占44.44%。值得注意的是,还有这些“早薨”王者贵族后世连续“早薨”的史例。如相殇王曹铄“早薨”,“青龙元年,子愍王潜嗣,其年薨。二年,子怀王偃嗣……四年薨。”

参考文献:《魏文帝集全译》《春秋左传注》《后汉书》《典论·自序》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《中国人口史》《建安七子集校注》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第二》《诗薮》《诗品笺注·诗品序。

三、曹植的“稚子”“哀辞”

载于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四的魏陈王曹植《慰子赋》是伤悼“中殇之爱子”的名作,是以真情和才华完好结合所发表的“切叹”,文意幽宛,意境深沉:

彼凡人之相亲,小离别而怀恋。况中殇之爱子,乃千秋而不见。入空室而独倚,对床帷而切叹。痛人亡而物在,心何忍而复观。日晼晚而既没,月代照而舒光。仰列星以至晨,衣霑露而含霜。惟逝者之日远,怆伤心而绝肠。[10]600王侯贵族,也不能逃避与“凡人”同样的生死劫难。“逝者”“日远”,“千秋”“不见”的哀伤,以“怆伤心而绝肠”之真切的文辞抒发,可以使读者受到强烈感染。

列在“哀辞”一类,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四又引录了魏陈王曹植的三篇作品。哀悼的对象都是未成年人。其一即《金瓠哀辞》⑥:

予之首女,虽未能言,固以授色知心矣。生十九旬而夭折,乃作此辞曰:在襁褓而抚育,向孩笑而未言。不终年而夭绝,何负罚于皇天。信吾罪之所招,悲弱子之无諐。去父母之怀抱,灭微骸于粪土。天地长久,人生几时?先后无觉,从尔有期。[10]607~608

曹植的“首女”出生,尚“未能言”,仅190天就不幸“夭折”,即所谓“向孩笑而未言”“不终年而夭绝”。“不终年”是说来到世界,没有经历一个自然年就“夭绝”。

又有《行女哀辞》。曹植写道:

行女生于季秋,而终于首夏。三年之中,二子频丧。伊上灵之降命,何短修之难裁?或华发以终年,或怀妊而逢灾。感前哀之未阕,复新殃之重来。方朝华而晚敷,比晨露而先晞。感逝者之不追,情忽忽而失度。天盖高而无阶,怀此恨其谁诉。⑦[10]608

三年中失去两个孩子,正所谓“感前哀之未阕,复新殃之重来”。这位“行女”“季秋”出生,“首夏”竟夭亡,确实是“比晨露而先晞”。

曹植的《仲雍哀辞》,悼念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儿子,但也是至亲,即“魏太子之中子”。这个孩子去世安葬,曹植可能曾亲自送行,因有“临埏闼以歔欷,泪流射而霑巾”句:

曹喈,字仲雍,魏太子之中子也。⑧三月生而五月亡。昔后稷之在寒冰,斗谷之在楚泽,咸依鸟凭虎,而无风尘之灾。今之玄笫文茵,无寒冰之惨;罗帱绮帐,暖于翔禽之翼;幽房闲宇,密于云梦之野;慈母良保,仁乎乌菟之情。卒不能延期于朞载,离六旬而夭没。彼孤兰之眇眇,亮成干其毕荣。哀绵绵之弱子,早背世而潜形。且四孟之未周,将何愿乎一龄。阴云回于素盖,悲风动其扶轮。临埏闼以歔欷,泪流射而霑巾。[10]608

曹氏家族成员“魏太子之中子”,当时已有可能享受最优越的物质生活。房宇笫茵帱帐,毫无疑问均应达到最高等级,又有“慈母良保”之“仁”,营养和医疗条件也应具备较高水准。然而这位“仲雍”的生命却只有60天!“三月生而五月亡”,“离六旬而夭没”。

从这几篇“哀辞”看,这个王者家族中子女夭折事件如此密集,确实可称“频丧”。孩子们的生命竟然如此短暂,也必然使得家人伤感。这一情形,或许与“天降疫疠”之时代悲剧有一定关系。曹植《说疫气》言“建安二十二年,疠气流行”事所谓:“夫罹此者,悉被褐茹藿之子,荆室蓬户之人耳!若夫殿处鼎食之家,重貂累蓐之门,若是者鲜焉!”看来是简单化的判断。尽管“贫困人家死亡率高,而富贵者少”[7]177,由“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”之所谓“家家”“室室”,可知“疠气流行”并非只对“贫困人家”形成生命威胁。

四、“夭没”儿童的碑刻纪念

未成年人的夭亡,会留下沉痛的记忆。一些汉代石刻纪念性文字记录了这种人生悲剧、家族悲剧和社会悲剧。

《隶释》卷一〇《童子逢盛碑》⑨可能是较早受到注意的同类文化遗存。碑文写道:

童子讳盛,字伯弥,薄令之玄孙,遂成君之曾孙,安平君之孙,五官掾之长子也。胎怀正气,生克自然。捬育孙嘤,弱而能言。至于垂髦,智惠聪哲。过庭受诫,退颂《诗》《礼》。心开意审,闻一知十。书画规柜,制中园范。日就月将,学有缉熙⑩。才亚后橐(11),当为师楷。自天生授,罔不在初。谓当和遂,令仪令色。整齐珪角,立朝进仕。究竟人爵,克启厥后。以彰明德,胤嗣昭达。何寤季世,颢天不惠。伯彊泾行,降此大戾。年十有二岁,在协给五月乙巳,嘘噏不反。夭陨精晃,苗而不秀。命有悠短,无可奈河。慈父悼伤,割哀回、鲤(12)。其十二月丁酉,而安措诸。永潜黄垆,没而不存。于是门生东武孙理、下密王升等,感激三成,一列同义,故共刊石,叙述才美,以铭不朽。其辞曰:嘉慈伯弥,天授其姿。蚤克岐嶷,聪睿敏达。当遂逶迤,立号建基。时非三代,苻命无恒。人生在世,寿无金石。身潜名彰,显于后葉。[12]114

逢盛“年十有二岁”遭遇“大戾”,于是“永潜黄垆,没而不存”。碑文颂扬这位“童子”的“智惠”“明德”,所谓“身潜名彰,显于后葉”者(13),恐怕不免语有夸张,“彰”“显”以及“不朽”,其实也并非是家族中长久的怀念,但“慈父悼伤,割哀回、鲤”,感情是真实的。《逢盛碑阴》列名:“五官掾崔孟祖,五官掾吕仲谦,督邮{J2AA220.jpg}敬宾,督邮周便祖,督邮梁怀则,督邮司文叔盛,督邮后升。右县中士大夫。高密徐承兴祖,平寿孙嘉世宾,下密王升高□,琅邪东武孙理子义。右家门生。刁真解子,逢信伯台。”洪适说:“右曰‘县士大夫’者,其父党也。”又有“家门生”,以及“刁真、逢信在家门生之左,由其微者”[12]114~115。可知立碑者是一个亲族集团,“逢童”父亲在行政和文化方面具有较强影响。洪适又称此碑“逢童之碑”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称“逢童碑”[12]263。《童子逢盛碑》“光和四年四月五日丁卯立”[12]114。

《隶释》卷六有《郎中郑固碑》,碑文也涉及一位夭折儿童:

……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,诏拜郎中,非其好也,以疾锢辞。未满期限,从其本规。乃遘凶愍。年卌二,其四月廿四日,遭命陨甚,痛如之何!先是君大男孟子,有杨乌之才,善性形于岐嶷,□□见于垂髦,年七岁而夭,大君夫人所共哀也,故建□共坟(14),配食斯坛,以慰考妣之心。

文末“其辞曰”部分,也有文句说到这位异才善性的早夭童子:“嗟嗟孟子,苗而弗毓。奉我元兄,脩孝罔极。”[12]76~77所谓“有杨乌之才”,以杨雄才子杨信为喻(15)。这位“年七岁而夭”的孩子,在后来父亲去世之后,被安排“共坟”“配食”。高文《汉碑集释》引录钱大昕、俞樾的分析。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:“《丧服传》,不满八岁以下,为无服之殇。郑君长男孟子七岁而夭,乃建坟与固配食,此礼之过而失其中者。”俞樾《俞楼杂纂》第二十五《读汉碑》曰:“按此碑乃弟述其兄者,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已言之矣。此云‘大君、夫人’,谓其父母也。盖郑君有子才而早夭,郑君父母深痛惜之。及郑君之卒,父母则早亡矣。乃推遗意,附葬殇子于郑君之坟。其曰‘慰考妣之心’者,从其弟言之也。钱氏但讥其过礼失中,而于此意则尚未见及。”[13]224~225

通过这一实例,可了解对于“殇子”,古礼规定“不满八岁以下,为无服之殇”,这与亲情之所谓“共哀”“深痛惜之”是有所不同的。

五、“痛哉可哀”:五岁童子许阿瞿的墓志

1973年3月,河南南阳东关李相公庄发现一处画像石墓,其内容表现为一童子观赏百戏游乐场面,画面左侧有被称为“墓志”的石刻文字。清理简报执笔者发表了释文[14]。《中国画像石全集》采录了这一释文[15]图版说明70。高文《汉碑集释》就释文发表了意见(16)[13]354~355。

今按,细读拓片,可以看到“□王五月,不□晚甘”或“□□五月,不□□甘”句,或应释为“蔇五月,不□肥甘”。“投财”应为“役财”,标点亦可调整,这样全篇释文应作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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